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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时代 走出去的中国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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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间:13年11月15日 07:05
  • 作者:陶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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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积极引入外资,到大规模对外投资,随着“金砖国家”的崛起,全球资本流的话语权不再由美欧日寡头独享。而快速增长的市场经济,更催生出大批富人家族及中产阶级。俄罗斯、印度、巴西,移民潮滚滚而来。

   

  作为金砖国家中的佼佼者,中国经济多年来一路狂奔,增速之快无人能匹敌,自然也不会缺席这场从资本到人力的大规模“出海”。

  

  平民如凤姐、巨贾如李嘉诚,都在彼岸定义人生资产的再配置;越来越小的留学生漂洋过海去镀金;富人将在国内买楼拿地的阔气转战至欧美;企业跨国并购屡现大手笔;交了不菲学费的主权基金中投公司逐渐找到感觉……

  

  还没有人将这诸多不同的侧面联系到一起,当微观与宏观一一印证彼此默契,人在走钱在过海,该如何理解这种自下而上都毫无违和感的大趋势?

  

  最粗泛的解释,是将中国30年黄金增长所引发的“资本大爆炸”视作基本驱动力。它裹挟了身处洪流中的每个人,每个企业,也重塑了自身,和全球的格局。细究这一波移民和海外投资大潮的成因与模式,是希望能给“中国怎么了?”一个更理性客观的解释。

  

  本刊研究员 陶娟/文

  

  在全球资本圈,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正在上演“丝逆袭”的戏码。一直以来,金砖国家(BRCIS,巴西、俄罗斯、中国、印度以及南非)都是吸引外资流入的主力军,2012年金砖国家吸引的外资占到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53%。而外资的涌入为金砖国家的快速成长提供了基础动力,21世纪头十年,新兴经济体GDP年均增速超过6%,金砖国家整体平均增速超过8%,远高于发达国家的2.6%和全球经济的4.1%。

  

  不过,资本由发达地区到新兴市场的单向流动正在改变,随着本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资本的快速积累,金砖国家对外投资量也大幅攀升。金融危机后,外资大规模撤离新兴市场,而金砖国家彼此之间的投资却在加码。2010年中国对巴西投资迅速增长,同比增长50多倍,规模占巴西当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484.6亿美元的1/3强,成为巴西第一大投资来源国。同样具有矿藏资源的俄罗斯和南非则打得火热,俄罗斯对南非直接投资总额超过12亿美元,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领队赴南非展开经济外交,诺里尔斯克镍业公司和叶夫拉兹钢铁公司等著名企业已进入南非采矿业和金属行业。南非对俄投资也突破3亿美元。俄罗斯还是南非快速增长的重要游客来源。印度电脑公司Sahara、安赛乐米塔尔和塔塔集团是南非市场上的著名外企。巴西与南非的合作发展很快,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已进入南非资源和建筑市场。

  

  新兴市场国家在对外投资上日益主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资本圈中由美欧日所垄断的话语权。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发布的《2013世界投资报告》的数据,金砖五国对外投资总量2000年仅为70亿美元,全球份额占比微不足道;2012年对外投资量已经翻了20倍至1450亿美元,在全球对外投资流量中占据了10%,其中,中国(不含香港地区数据)和俄罗斯已分列第三和第八位(表1)。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14年金砖国家经济增长将贡献全球增长量的62%,而传统七国集团(德国、加拿大、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日本)的经济增长仅占世界的13%。

 

  

  新兴市场造“富”

  

  良好而稳定的经济运行环境为新兴国家创造了大批的中产阶级和亿万富豪,在全球顶尖富豪榜单中,金砖国家也逐渐显露资本大国的风范。根据2012福布斯富豪榜名单,在全球前1000名富豪中,来自中国(含港澳台地区)的富人占到了158位,俄罗斯、印度、巴西分别贡献了94、59、33位。而俄罗斯的寡头现象尤为严重,全球最富有的100名富豪中俄罗斯有12位,印度、巴西、中国各有4位。

  

  在“经济开放”及“快速发展”成为新兴国家的共同特征时,每个个体的发展和受益程度并不均衡,也因此金砖国家的财富分配效应呈现出惊人的共性—多数财富集聚到了少数人手中。瑞信的报告显示,俄罗斯贫富悬殊程度为世界之最(剔除富人居住的加勒比小岛),在1.43亿全国总人口中只有110个富人,他们手中掌握了全国35%的财富,与此同时,93.7%的俄罗斯成人仅有不到1万美元的财产。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的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07年底,巴西百万美元级富翁人数达到19万名,占全国总人口的1‰。而他们手中聚集的资产总额达到6750亿美元,相当于巴西GDP的一半。在印度和中国,情况也大同小异。

  

  正是这些顶级富豪成为全球化配置资源的主力军。俄罗斯首富阿利舍尔·乌斯马诺夫(Alisher Usmanov)最原始的身份是钢铁大亨,但近年来,他先是成为英国阿森纳俱乐部的二老板(持股30%);在美国,通过著名投资公司DST(Digital Sky Technologies)控制Facebook 10%的股份,获利颇丰,并持有Zynga、Groupon、苹果等公司各数亿美元的股权;在中国,乌斯马诺夫通过控股公司USM Advisors LLC持有阿里巴巴集团和京东商城的股份。类似于乌斯马诺夫这样布局海外的新兴市场顶级富豪,并非个例。

  

  移民浪潮席卷金砖国家

  

  金砖国家的资本流漫越国界之时,还伴随着汹涌的移民潮,这其中技术精英和高净值人群成为了主力军。俄罗斯媒体普遍认为,俄罗斯已经迎来了布尔什维克革命至今的第五波移民大潮。“列瓦达”的调查显示,35岁以下俄罗斯人中意欲移民的超过一半,希望子女今后移民的占到63%。在中国,《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显示,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的超高净值企业主中,有27%已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印度由于特殊的殖民地历史,对西方文化价值观普遍认同,他们的移民潮可以回溯至上世纪60年代。快速增长的人口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使得印度政府鼓励移民,面对“人才流失”相对淡定。政府更多是通过法律、税收、资金等政策倾斜,来吸引外籍印度裔移民归国创业。

  

  过去10年,美国成为中国、印度移民的最主要目的国,共吸收了金砖国家150万移民(图1)。

 

  

  俄罗斯移民目的国则有所不同,一方面其富豪阶层多为金融寡头,美国高税率并不适合,再则俄罗斯地处欧亚大陆,更具地缘优势的欧洲国家因此成为俄罗斯移民的首选。美国之外,加拿大、澳大利亚、葡萄牙等地也是新兴国家移民的热门选择(表2)。

 

  

  中国既服从于新兴市场这一资本流和移民潮的普适规律,但自身的经济体量及社会特征又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有所不同。在中国,火爆的海外移民和大规模对外投资也在近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平民如凤姐,成名后冷不丁去了美国,中国梦置换成美国梦。华人首富李嘉诚,东半球出售广州、上海物业,西半球却在英国大举购入电网、水务、天然气公司等垄断性资产,据统计2010年以来和黄系海外收购额达到了1868亿元,“超人李”旗下资产的“西进”战略正有序上演。而在这些夺人眼球的喧嚣事件背后,滤掉娱乐或商业的表象,是越来越多普通人加入移民或海外投资的行列中(附文)。

  

  移民那些事儿

  

  在《新财富》发起的海外移民相关调查中,有高达九成的网友表示身边有已经移民的亲朋好友。这些移民者出国前三成为经商者,两成为知识分子,两成为白领阶层。投资移民、技术移民、留学后定居这三种方式移民的占比最高,依次为44%、30%、18.6%。至于移民的缘由,七成以上受访者将子女教育放在了首位。而只有三成受访者认为移民能让自己事业上有更好的发展。这也可以说明,移民并非主要为了物质追求,环境、心理上的健康安全更具吸引力。在PM2.5高企、污染突出的今天,食品安全问题、养老医疗制度沉疴等无不构成外推移民的动力。在网友的选择中,环境、医疗水平等软性服务,体制文化是紧随“子女教育”的另两个重要因素(图2)。

 

  

  远走他乡,移民者收获的到底是什么,素质教育、清洁空气、环境安全、自由空间还是圈子内身份的象征?在如何选择移民目的国家时,有没有熟人成了爱聚群的中国人最大的偏好,尽管不少人也根据申请的难易程度来决定去往何国,但仍有三成受访者表示移民中介在帮助选择目的国上有一定的左右力量。

  

  美国梦毫无疑问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数据显示,2003年有4万中国人移民美国,2012年已有8万余中国人移民美国,10年间共计71.41万原中国居民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此外,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香港地区也是移民的热门。加拿大移民局的数据显示,2012年接收的25.75万新移民中,32990人来自中国,为第一大移民来源国。而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字,2012年共有17560中国人在该国定居,比2011年增加了11%。新加坡和香港地区则因为与中国内地在文化上更为相通,再加上语言上的便利,成为不少移民的选择。

  

  因为申请难度较高,福利待遇优渥的欧洲此前并未受到中国移民群体的关注。不过,欧债危机挥之不去,不少国家推出了优惠政策吸引投资移民。如葡萄牙以最快24小时办理、平均每年只需居住7天的几乎无移民监的宽松居留条件攫取了全球投资人的眼球,前提是只要在当地购买50万欧元以上房产即可。希腊、西班牙等国也加入了这一热潮,以提升当地不景气的经济,让南欧成为时下的投资移民热点。

  

  中国移民的涌入,给当地带来的一个显著变化是拉动了房地产市场的复苏。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3月的过去一年中,国际买家在美买房规模达到682亿美元,其中中国买家贡献82亿美元,占比达到12%,成为美国房地产第二大买家。全美地产经纪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的报告显示,中国买家偏好洛杉矶、底特律、纽约、旧金山、西雅图这五座城市。而在《新财富》的调查中,中国买家在几大目标城市购置房产的偏好如图3所示。

 

  

  留学后定居以及技术移民是此前移民的两大主旋律。留学海外再成功拿到绿卡看起来是件水到渠成的事情。眼下,中国不少中产阶级都设法通过中介将自己的孩子在本科甚至高中时代就送出国镀金,据教育部统计,截至2011年中国在外的127万留学人员分布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其中选择留学美国的比重占44%,英国其次,占比15%,接着是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分别为7%和6%。通过留学后定居拿到绿卡的难易程度主要取决于各国移民政策上的调整和变化。

  

  虽然投资移民在近年来持续升温,但财产的高门槛以及每年1万个名额(EB-5)的限定决定了这只是个“小而美”的类别。相对而言,技术移民的群体更为庞大。以美国为例,在每年接收的百万移民中,配偶类、直系亲属类发放的绿卡为主流。而人们所熟知的EB-5只是非常小众的类别。官方数据也可以看出,2003年,仅有64人通过此方式获得美国绿卡,即使这两年被中国富人充分发扬光大,2012年也只有6628人成功获得投资移民绿卡,占就业类别绿卡的比例仅为4.6%,而在美国当年发放的103万张绿卡中占比还不到1%。

  

  投资移民之所以在近几年倍受追捧,优势在于其对申请人没有太多语言、学历、年龄等之类的要求,只需证明资金为合法所得,且配偶及子女可随迁。不仅如此,金融危机后,国内节节上升的资产价格,和海外低价资产的反差,抄底思维与人民币升值的合力抬高了这一移民途径的吸引力。

  

  坏消息是中国富人太多了。一拥而上的局面不仅抬高了各国的投资移民门槛,大幅延长了等候时间,成功率也有恶化之势。如加拿大2010年将资产要求和投资额分别翻了一番。香港地区也从650万港元升至1000万港元,2013年底还有可能进行新一轮加价调整。新加坡的投资移民门槛也从150万新元上升至250万新元等。

  

  移民潮的一大获利者,是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的中介机构。但中介功过难辩,在《新财富》的调查中,35%受访者觉得留学中介完全没起到作用。而投资移民中介则成为重灾区,在投资移民项目中,有三成的申请者最终失败。而且失败者中有高达60%遭遇了双杀型项目:既没有成功拿到绿卡,也没有收回投资项目的本金(图4)。在2012年的“芝加哥国际会议中心”丑闻中,美国商人塞思谎称投资者购买其公司股份便可快速获得移民美国的机会,诈骗250余名投资者1.45亿美元投资和1100万美元管理费用,而这些投资者大多来自中国。

 

  

  眼下,不少私人银行的高端理财业务中附加了移民中介这项服务,不管是出于拉拢客户的目的,还是作为增值业务,私人银行的可靠度相对来说胜过市场基本面。不过由于宣传不到位且服务对象更为小众,在我们的调查中只有23%的人们知道私人银行也会提供这项服务。

  

  企业出海:破局“世界工厂”定位

  

  到大洋彼岸“扫货”不仅是少数富人的专利,更是内地企业的流行选择。2013年上半年,总部位于上海的复星国际已经完成了三起海外并购,“中国动力嫁接全球资源”,复星CEO梁信军曾多次表述其收购逻辑。

  

  全球化布局资源端,不止复星一家。中国企业出海潮这几年风起云涌,呈现出区域、主体、产业上的高集度中,而其核心意义则在于,在中国竭力突破“世界工厂”的制造业身份时,那些出海并购的中国企业走在了前列,尽管它们所处的行业不一而足,收购模式也一直在推陈出新,但总体呈现出一种集体意识:它们瞄准的或为资源,或为品牌,以弥补中国在“微笑曲线”上所欠缺的、附加值高的两端,以此提升定价权(如铁矿石等资源类),或是话语权(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等),从而更好地参与到世界产业游戏规则的制定中去。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凭借廉价劳动力和外商优惠政策,引进外资的规模一直居高不下,而“以产品换美元”的政策为GDP增长立下了汗马功劳,也奠定了中国立于外汇储备大国的地位。而现在,不仅是中国制造,更有中国企业、中国钱走出去。连续多年的《世界投资报告》显示,中国在1995-2000年间平均对外投资流量不过20亿美元,2003年为29亿美元,到了2012年已上升至840亿美元,10年间增长了28倍(图5)。2012年,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的第三大对外投资经济体。

 

  

  央企抢资源,民企爱品牌

  

  国有资本是本轮跨海并购的主体力量,根据清科研究中心的数据,2010-2012年间,由中国内地企业主导的金额超过10亿美元的并购案例(注:不含港澳台地区企业)达到了20起,其中9成由国有资本主导,民企中仅有万达收购AMC、吉利控股沃尔沃两家代表(表3)。收购标的既有来自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石油集团,也不乏巴西等新兴市场的矿冶公司。矿产是海外投资的主要领域。根据中国矿业联合会的数据,2011年中国企业的海外矿业投资项目为284项,比2010年增长175项。中方协议投资额226亿美元。来自路透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金属和矿产业对外投资额达到154亿美元,仅次于2008年,位居历史第二。

 

  

  尽管大型国企在跨海并购上唱主角,但其标的主要集中于能源及资源型行业,民企则是抢夺品牌的先锋力量。双汇71亿美元收购美国第一大猪肉商史密斯菲尔德是2013年的头号并购新闻。而从最早的TCL并购汤姆逊彩电业务到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及至近几年吉利吞下沃尔沃、万达收购美国最大影院连锁AMC等,民企收购往往具有相当的轰动效应。究其原因,一是这些收购标的多为行业内高知名度的品牌,二是民企在资金上往往受到约束,从而在收购模式及交易结构上要大费周章,而这些经典案例往往为后来者所借鉴,如双汇收购史密斯菲尔德,准备了两套融资结构(详见本刊2013年9月号《双汇“非典型”收购》),涉及45亿元的银团贷款,背后亦可见高盛、淡马锡等国外资本大鳄的身影闪烁,类似于这样用少量自有资金追逐世界品牌的“蛇吞象”现象更易引起人们关注。

  

  收购数量及规模成倍增长的背后,战略利益是第一大驱动力。德勤在对2011年大中华区海外并购焦点项目分析后指出,推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四大交易原理主要为:保障原料输入(各种能源与资源企业并购,积极参与当地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借贷施与援手(如中国工商银行与阿根廷、南非银行的并购,服务于其他交易),逃离拥挤的本地市场(国际化、扩大市场疆域),把世界品牌带到大中华(吉利引入沃尔沃品牌,增强自身在中国区的影响力)。

  

  新区域、新模式涌现

  

  “走出去”是一种共识,“去哪儿,怎么走”则英雄所见略有不同。欧美因市场成熟层次丰富受到制造类企业的追捧,如1994年就开始国际化旅程的万向集团,海外总部设于美国。万科进军海外也首选纽约。

  

  资源富饶、工商业基础薄弱的非洲则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新热土。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0年8月,中国共在非洲设立境外企业2000余家,累计实现各类投资323亿美元,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量的1/10以上,2003-2009年直接投资额年均增长率达到63.6%;对非承包工程累计签订合同额达到2052亿美元。相比市场竞争激烈的发达国家,非洲市场的优劣势非常明显,既拥有低廉的劳动力和能源价格,也普遍拥有较低的税负,但契约精神的缺乏、基础设施的缺失则是投资非洲的主要障碍。相对来说,矿产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加工制造业、电信服务业、农业项目、劳务承包等成为中国企业集中度较高的领域。

  

  走出去的企业多了,成败的经验都相应更为丰富。不同的经济体有着各自的坏脾气,在美国,对华偏见的存在及政策监管的压力是阻挠并购成功的一大障碍。电信巨头华为并购3COM一事就夭折于美国众议院之手。在欧洲,则可能遭遇强大的工会力量,从而增加并购项目的后续整合难度。TCL兵败汤姆逊彩电,原因之一就是裁员计划难以进行。而在非洲,基础设施的缺乏、商业文化的不成熟也足以让轻率决定进入的企业难以获得称心回报。

  

  与之前流行的自行建厂、百分百控股相比,现在中国企业出海投资已不再追求绝对控股、独自经营,具体模式也日新月异。如到非洲开采矿产,不少企业选择合纵连横之术,以分散风险。一个经典案例是几内亚西芒杜铁矿开发项目(预计铁矿石资源量接近50亿吨),中铝公司先通过联合力拓跻身开发者名单,随后引入宝钢、中国铁建、中国港湾和中非基金,联合成立“中方经济体”,既分散风险,同时也获得基础建设、金融支持、销售等方面的保障,长远看对提高中国铁矿资源保障有着重要意义。而并购贷款、“现金+股权”等融资模式的更迭,则显示随着金融实力的日益成熟,国内资本同样积极投身海外投资的热浪中。对并购项目的尽职调查、以此为基础的谈判能力与合理的估值水平、与当地文化适宜的商业操作手法,是决定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成败的软实力。

  

  历史维度下的启发

  

  身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一员,中国不过是一个更为熟悉、更易解剖的样本而已。精英移民的现象意味着人才和资本的双重流失,这也引起了各国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据统计,俄罗斯进入21世纪以来已经有约125万人移民去了国外。《涅瓦时报》忧心忡忡地报道:“俄罗斯正在向世界出口除自然资源之外最为重要的战略资源—人口。”在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中指出,1978年以来学成后未归国的中国留学生,相当于30所清华、30所北大的本科生规模。而投资移民的兴起,也使得资产外流现象颇为严重,仅2012年6000位中国投资者带给美国的投资额就是30.62亿美元,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6万余个。无论是移民,还是海外投资,当金砖国家整体呈现一种共性之时,不妨从历史维度去剖析其原因。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丘立本指出,移民是社会、政治、经济跨越国境广泛整合过程的结果,而并非移民个人随意的行为;同时,移民潮不是永无止境,它的生命周期可长可短,经过一个“移民峰”后便会逐渐消失,如二战后韩国的移民潮历经了约40年。据Henrik Olesen等人对战后国际移民的研究,“移民峰”的起点约在人均收入1500美元左右,而终点则约为8000美元。人均收入1500美元以下的穷国,由于太穷,支付不了出国费用,多为难民,甚少自由移民;人均1500-8000美元之间的中等收入国家,经济条件较好,出现大量自由移民;人均收入超过8000美元以上的国家,足够富裕,已没有向外移民的必要。金砖国家的部分发达地区,无疑正在跨入中等收入的行列。

  

  此外,移民浪潮的兴起与全球化息息相关。无论是国际贸易的规模、资本跨国流动的速度还是信息交通技术的进步,都远远超越了历史。金砖国家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佼佼者,在经济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精英阶层有了更高的自由度和更广阔的眼界选择理想的国家定居。事实上,作为主要的移民目的地美国,同样呈现出逆向移民趋势,盖洛普公司对135个国家的调查发现,美国人离开美国定居的数字近几年急剧上升。2009年,25-34岁的美国年轻人在国外生活的数量占比1%,2011年提高到5.1%。而美国顶级富豪中为了躲避高税率前往荷兰、新加坡定居的也不在少数。

  

  企业的跨国并购同样是国家及产业寻求高阶定位的必由之路,美国历史上曾经历了五次企业并购浪潮,尤以1996-2000年间为甚,这五年内共发生了超过4万起并购案,且其重要特征是跨国并购案例的数量和金额均很高。这种跨国并购浪潮不仅成就了一大批高产值的大型跨国公司,更推动了美国产业转型升级、经济繁荣,并奠定了其在全球产业及资本圈的不二实力。

  

  同样的,中国企业在资源、品牌上受制于人的局面也正在这种“步步为营”的跨境收购案中,逐渐得到缓解。它们在国际商战中的水平也必将随着真刀实枪的比拼而有所长进。行使中国主权基金角色的中投公司,曾因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投资黑石部分股权巨亏而遭人诟病,如今则将更多的资产分配在垄断性基础设施之上,尽管相比老牌的阿联酋主权基金和新加坡淡马锡,在收益率及稳定性上还有一定差距,但这种“干中学”的劲头让其过去5年获得了5.02%的年化回报。

  

  但跨国并购亦非坦途,眼下的热潮更容易让人想到的是曾经买下过纽约帝国大厦的日本人,他们在签订“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海外购买力随之剧增,并快速攀升为当时全球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1985-1990年间,日本企业超过500亿日元以上的海外并购案达到21起。但据专业人士统计,日本上世纪80年代的并购成功率不足30%。海外并购的大规模失败也是将日本拖入“迷失的10年”的重要原因。

  

  中国将成为下一个么?■

  

  【附文】

   

  中国富人资产海外转移现状

  

  黄立冲/文

  

  据波士顿咨询公司和中国建设银行过去两年的调研,中国富人群体总计拥有33万亿元资产,其中已成功实现海外转移的部分约达2.8万亿元,相当于中国2011年GDP的3%。并且,这一趋势还在明显加快,预计两三年内转移至海外的资产将翻番。

  

  受调人群中,2012年拥有海外资产者的占比达到28%,比2011年大幅提升了11个百分点(附图)。且资产规模越大的客户使用海外金融服务(等同于向海外转移部分资产)的比率越高。总可投资资产在600万-5000万元的高净值客户中,拥有海外资产的比例为24%,而资产3亿元的客户这一比例提高至47%。

 

  

  此外,中国富人向海外转移资产这一趋势在近两年明显加快。2011年时,资产在300万-600万元的入门级高净值客户拥有海外资产的比例几乎为零,2012年却增长到26%。资产在600万-5000万元群体的这一比例也从11%增长到24%。不仅如此,在尚未向海外转移资产的人士中,有1/4的人群表示在未来三年内肯定或有可能会这么做。

  

  调查显示,高净值人士向海外转移资产的主要目的在于:资产保值和增值(45%)、确保资产安全性和私密性(38%)、以养老、医疗为诉求的移民和子女教育需求(38%),以及方便海外业务发展(31%)和进行全球配置以对冲国内风险(2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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