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商行改革最佳路径上海银行的外资模式浙商行的股权多元化模式

来源:  时间:14年12月05日 14:47  作者:巴曙松 华中炜 牛播坤

  目前城市商业银行的总体资本充足率仅为1.36%,对不良贷款的总体拨备也仅为156.8亿元,按照2005年第二季度城市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估计,如果既要保证资本充足率在2006年底这个银监会划定的“大限”前冲刺到8%以上,又要补足巨额的坏账准备金,存在的资本缺口至少为1500亿元。

  显然,大部分城市商业银行将难以靠自身力量在2006年底跨越8%的“龙门”,引入外资和民营资本,是城市商业银行改革的现实途径。研究表明,上海银行引入外资后产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总资产增加了2倍多,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均达到监管层的要求;而进行“民营化”改造的浙江省8家城市商业银行,也因为引入民营资本大幅提高了资产质量和经营绩效。然而问题依然存在,地方政府、内资股东如何与外资股东达成经营和利益的平衡?如何有效控制民资股东带来的关联贷款问题?如何在制度层面形成不同成份股东的相互制衡机制?

  显然,由银监会8%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引发的引资风潮,并不是一个数字达标的简单游戏,也不是简单的资本金补充的要求,实际上蕴涵着深刻的路径安排,即通过监管力量提出要求,城商行通过引入外部资金和技术、力量,冲击和消融现有城市商业银行的积弊和阻力,从而实现城市商业银行整体经营水平的提升。

  巴曙松 华中炜 牛播坤/文

  截至2005年第二季度,113家城市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在整个银行业的占比为5.2%,资产总额17982亿元,负债总额17358.1亿元(图1、表1);而不良贷款余额为1038.9亿元,比2004年底的1062亿元微降了23.1亿元,10.43%的不良贷款率虽比2004年底的11.07%下降了0.64个百分点,但居各类银行之首。

  而且截至2004年底,城市商业银行的总体资本充足率仅为1.36%,根据中国银监会2004年初颁布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管理规定》,2007年如果商业银行不能达到8%的资本充足率,就可能遭遇到更为严厉的监管举措。按照2005年第二季度城市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如果城市商业银行要达到监管层要求的资本充足率水平,粗略估计资本缺口达1194亿。

  与此同时,113家城市商业银行对不良贷款的总体拨备为156.8亿元,覆盖率仅为14.78%。按中国银监会要求,从2005年6月起到2008年底,绝大多数城市商业银行要逐年补足各项准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的调查估计,113家城市商业银行应该提取的坏账准备金为700多亿元,缺口多达600多亿元。也就是说,目前城市商业银行共计约244.5亿元的资本金,都不足以弥补这一缺口。

  在这种情况下,既要保证资本充足率在2006年底这个银监会划定的“大限”前迅速冲刺到8%以上,又要补足如此巨额的坏账准备金,存在的资金缺口至少为1500亿元。吸纳上千亿资金增资扩股,就成了城市商业银行惟一的选择。从监管层的意图来看,引入外资和民营资本,并形成不同成份股东的相互制衡可能是城市商业银行改革的必然途径。

  上海银行样板:外资点石成金?

  对城市商业银行的重组改造来说,引入外资金融机构是两全其美的选择:既能缓解资本金不足之苦,又可能利用外资机构先进的理念和技术将银行带上现代化的轨道。对于海外金融机构来说,参股城市商业银行可以用较低的进入成本取得较大的权益,特别是市场的影响力,同时避开了众多的法规和政策限制,也能在业务拓展和经营管理上发挥较大的作用。

  事实上,对外资入股城市商业银行,监管层也是厚爱有加。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表示,要在2004年已有几家城市商业银行成功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基础上,继续积极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以优化股权结构,争取到2005年底以前,再有4-5家城市商业银行正式签约。

  上海银行自1999年引入外资股东后的巨变,成为外资机构对城市商业银行改革作用的现实注解。

  上海银行9月初发布的2005年半年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其主营业务收入和主营业务利润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2.01%和6.38%,实现税前利润11.02亿元,净利润9.295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1.76%;不良贷款率也由去年末的4.99%降至4.88%;每股收益0.36元,较上年同期的0.29元增长了21.76%。

  与此同时,截至2005年6月30日,上海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1.28%,高于上年年末的10.89%。

  剖析上海银行引资后的经营绩效变化过程,我们发现从引入外资战略投资者至今的约6年时间里,其公司治理、经营业绩、风险水平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99年和2001年,上海银行两次分别引进了国际金融公司(IFC)和汇丰银行、上海商业银行等外资机构,使国有股(财政股)的比例由增资扩股前的30.1%减少到28.06%,而外资股的比例达到18%,初步实现了股权结构的多元化和相对平衡,从而为建立较为有效的公司治理架构奠定了基础(表2)。

  1999年IFC入股上海银行之后,派出颇谙中文的美国人蓝德彰(John Langlois)担任上海银行外方董事,兼任上海银行董事会下属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的主任。

  应该说,外资董事的进入给整个董事会带来了新鲜的气息。蓝德彰频频在董事会上投反对票,不忌讳与董事会展开激烈的辩论。他公开演讲大谈董事会的作用,强烈主张要把审计委员会从监事会下面分离出来转向董事会负责。他同时反对银行不顾资本金的约束盲目扩大资产规模,建议银行要多发展不占资本金的中间业务。虽然这些理念在今天中国的银行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但在当时引起的碰撞和反应却是非常之强烈的。

  目前在国内其他引入外资的城市商业银行中,大都将外资机构的代表引入董事会,使得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都朝着规范化、有效化的方向发展(表3)。

  中国的银行是植根于中国企业文化的土壤而生成的,在股权不占优势的情况之下,外资金融机构想通过介入从而对银行施加全方位的影响,必须要求其自身有令人信服的经验。同时,要求派驻到银行的董事会成员和高管具有较强的控制力,个人能力往往在关键的场合体现出分量。

  2001年汇丰银行入股上海银行后,逐步为上海银行带来了国际银行业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经验,全面提升了上海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使上海银行各项经营指标以及综合实力在全国113家城市商业银行中处于领先地位,同时也与股份制上市银行相当。

  2000年以来,上海银行的总资产、净利润持续增长。截至2004年末,上海银行的总资产达到2198亿元,人民币存款余额1831亿元,贷款余额1075亿元。人民币存贷款余额占上海市场的份额从1995年底的8.13%和4.28%攀升到2004年末的9.8%和8.4%,在上海各大银行中,这两项指标排名仅次于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分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分行。而且自2002年以来,伴随着资产规模稳步增长,上海银行的利润增长速度明显加快,这说明其盈利能力和成本控制能力有了相应的增强(图2)。

  数据显示,由于外资金融机构董事的大力倡导,上海银行2002年以来不受资本约束的中间业务在得以较快发展(图3,其中2004年由于营业收入增长较快所以中间业务占比略有下降)。

  同时,从与上市银行的比较来看,上海银行各方面表现与之相当,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了股份制商业银行。例如2002年以来上海银行利润取得长足增长的同时,较好的保持了贷款增长速度的平稳,2003年、2004年分别为48.9%、53.28%,低于上市银行的增长速度。同时,各家上市银行总存款/总资产大幅提高,2004年深发展总存款/总资产较上年增加了8.6个百分点,民生银行增加了9.2个百分点,招商银行也增加了4.3个百分点,表明这些银行资产增长的基本驱动来自存款。而上海银行该项指标有所下降,从2003年的87.21%降到了2004年的82.59%,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上海银行稳健的经营战略的推进(表4、表5)。

  从风险控制来看,上海银行在组建的前几年中也处于追求速度之中,各项业务快速发展。1996年底全行存款余额增长速度达到50%,贷款余额增长速度达到82.8%,资产总额增长速度达到89.3%,业务增长与风险控制能力并没有进行相应的匹配。

  在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后,上海银行提出了探索信贷领域的全面质量管理的理念,要求实现由风险贷款管理向信贷“风险管理”的前瞻性转变,使资产质量得到标准化的管理和控制,并花费很大精力来开发信用风险评级工具,借助国际金融公司和汇丰的技术援助以及国际知名管理咨询公司的诊断,探索贷款多级分类管理办法,开发出了贷款风险的多级分类风险评级工具。2004年,上海银行完成了预期违约率(EDF)模型的开发,目前正开发基于客户的违约损失率(LGD)模型,进而提高风险定价能力。

  结果显示,近几年来上海银行不良贷款的比率一直处于下降的状态(2002年前因未实行五级分类而数字偏低),2002年以来下降幅度尤其巨大,到2004年末,上海银行的不良贷款(依据五级分类口径)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例从高峰时期的12.79%下降到4.99%,2005年上半年不良资产率进一步下降到4.88%,已经回落到安全线范围以内,低于《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的5%标准(图4)。

  从资本充足风险状况来看,上海银行在2002年以来保持了充分的资本充足水平(图5),资本充足率2004年(依据2004年3月1日开始施行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计算口径)达到10.89%,2005年上半年进一步上升到11.28%;核心资本充足率2002年以来也一直保持在4%以上。这两项指标均超过了监管要求(8%和4%)。

  除此之外,上海银行2002年以来的各项风险指标也同时有了明显改善,已经低于参考标准值,落在安全范围之内,有效分散了风险。从贷款集中度看,2002年以来其最大单一客户贷款比和最大十家贷款比例都持续下降,到2004年这两项指标值分别为5.82%和49.39%(图6)。

  从与上市银行2004年各项指标的对比看,上海银行各类风险管理水平逐步达到良性状态,除了拨备覆盖率等指标稍微欠缺以外,其他风险指标已经基本达到参考指标值(表 6)。

  当然,从目前来看,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上海银行优良的资产质量是与上海市近几年以来快速发展的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看到,上海市的各家银行今年的各项风险指标均处于一个良性的状态,例如到今年6月末上海中资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仅为3.58%。因此,上海银行在引入外资后飞速发展这几年并没有经历过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各项风险管理工具和措施也没有得到经济紧缩状况的经验,因此还需要放到未来发展更长一段时间来观察和完善。

  除了经营业绩和风险控制水平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外,技术方面的提升是上海银行引入外资后的重大收获。早在正式进入上海银行之前的1996年,IFC就通过爱尔兰联合银行为上海银行提供了信贷管理和国际业务架构两项技术援助。1998-1999年,IFC又以100万美元资金聘请荷兰银行为上海银行提供了发展战略、信贷风险管理、公司业务营销、零售银行业务、IT和银行流程等方面的技术支持。2001年上海银行在接受汇丰银行参股投资的同时,还与其签订五年技术援助协议。从2002年起,汇丰银行在市场推广、产品开发、会计和监督、信贷风险管理等领域向上海银行提供相关的政策制定、管理制度及工作流程等方面的技术支持。2004年,上海银行聘请了汇丰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分别常驻风险管理部、资金财务部和发展研究部,就上海银行风险管理体系、财务管理体系建设和组织架构再造进行长期协助工作。

  目前,上海银行中地方政府股、法人股、外资股和个人股相互制衡的格局,是很多城市商业银行向往的目标。

  而其他一些外资入股时间较短的城市商业银行,外资到底能使它们产生怎样的脱胎换骨,没看到现实之前自然只能是预期。但从眼下的情况来说,仍可从一些变化上看到外资对其经营的影响。澳大利亚联邦银行2004年11月入股济南商业银行后,派出业务拓展部总经理魏林森(Richard Williamson)出任济南商业银行的董事,直接辅助行长郭涛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全面启动总计有35项业务的创新和流程再造计划,采取了强有力的风险控制手段―任一支行只要出现一笔不良贷款,该支行就将无法再获得新批业务,直到问题解决或者行长被撤换。而业内也由此对其未来综合竞争力的预期迅速提升。

  一些外资股东在分红问题上着眼长远的考虑,短期内就会明显增加城市商业银行的资本金。2004年,西安城市商业银行实现了近亿元的账面净利,内资股东仍然要求大比例分红,而外资股东国际金融公司和加拿大丰业银行则希望一分钱不分。南京商业银行即使在资本充足率达到14%的情况下,在分红问题上仍然坚持低分红的原则,而外资参股之前其分红水平比现在要高出一倍。

  民资入股:多样化股权或为出路

   2002年,在补充资本金的风潮下,城市商业银行开始第一次“民营化”改造。当时的政策背景,是中国人民银行不希望新设民营银行,而希望将有意进军金融行业的民资引入已有的城市商业银行、农信社等老机构中去。而在当年举行的“第三届城市商业银行发展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非常鲜明地抛出了欢迎民资参股甚至由几家民资控股一家城市商业银行的论调。

  然而相关案例表明,民资参股的城市商业银行,资本金繁荣往往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地方政府股份依然独大的局面,使得经营状况难以出现大的改变,许多增资扩股补充的资本金又填进了新的不良资产窟窿,显然背离了吸引民资的初衷。而且民资入股城市商业银行后频频暴出“关联贷款”问题,引起了监管层的高度重视。以2004年11月在宁波召开的全国部分城市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座谈会为标志,监管层对民资主导城市商业银行改革的风向开始转变。中国银监会表明对不同的城市商业银行进行区别对待。具体的说,对风险较高的城市商业银行,继续保持政府的相对控股地位;对于资产质量较好的城市商业银行,政府逐渐淡出。

  目前,城市商业银行又面临第二轮增资扩股,2005年发改委下发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首次明确,在加强立法、严格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金融业。这又一次引发了中国民间资本的躁动。

  因噎废食并非明智之举,只要因地制宜形成相应的制衡机制,民营资本仍然是缓解城商行资金饥渴的良药之一。浙江8家城市商业银行的“民营化”运动就是现实的案例。

  破解浙商行模式

  浙江8家地方城市商业银行目前民营资本的占股比例大幅提高。而股权多样化的浙江模式为民间资本进入城市商业银行指明了一条道路:多样化的股权彼此之间能够形成有效的制衡。

  从2003年开始,包括杭州、温州、宁波在内的浙江8家城市商业银行,通过增资扩股已经基本完成了民营资本进入的过程,并且“民营股”均超过“政府股”,相应吸纳的民间资本达到30亿元之巨。截至目前,绍兴市商业银行、杭州市商业银行、宁波市商业银行均已在去年底或今年初相继完成募股计划。其中,绍兴市商业银行共吸纳9家企业参股,合计增扩股本金2.5亿多股,总金额2.8亿元,使总股本达到5.5亿元,而民营资本在该行股权结构中的占比达到70%左右;杭州市商业银行的股本金额从5.25亿元增加到10.05亿元,国有股、民企股和自然人股分别占45%、45%和10%;宁波市商业银行新增资本金13.8亿元,使该行总股本达到18亿元,国有股、民企股和自然人股各占15%、64.2%和20.8%。

  在民间资本最为发达的金融试验区温州,温州市商业银行仅以法人股计算的“民营化”比例就达到了64.35%,温州市财政系统仅占8.6%(图7)。随着增资扩股进程的加快和经营上的改善,温州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由建行初的24.33%降到2004年的5.55%(图8)。

  目前,温州市商业银行正在进行第二轮股本改造工程,并已与温州烟草专卖局等12家企业达成口头或书面意向,总共将募集2.95亿股,而增资之后,国有股的比例将进一步稀释到4%左右。

  伴随这一进程,浙江省的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普遍良好。2003年,浙江省城市商业银行的平均利润约为2.15亿元,平均不良贷款率仅为4.76%。宁波市商业银行通过引入民间资本,资本充足率从5.61%跃升至10.8%,2003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高达10.38%,2004年也保持了5.66%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但同时,宁波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构成中损失类所占比重达78%(图9),专项准备缺口为2.446亿元,减值准备缺口6850万元。

  实际上,虽然民营资本进入为8家城商行带来了资本充足率的大幅提升,但由于浙江地区发达的经济支持,民营资本对经营层面的影响还很难判研。浙江省银监局明确表态非常支持民营资本进入地方金融业,对于民营资本入股不设上限。当地监管部门更深层次的目标是通过民营化运动“招安”民营资本尤其是民间借贷资金。

  而温州民营资本并不是很愿意依附于国有资本,他们普遍认为后者的效率比较低下。如果条件允许,以民营银行的方式进入金融业更符合他们的意图,当下的选择只是曲线借壳。但股权多样化的浙江模式为民间资本进入城市商业银行指明了一条道路:多样化的股权彼此之间能够形成有效的制衡。

  即便如此,关联贷款仍然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良好的绩效遮挡不住关联贷款的阴影(附文)。宁波市商业银行2004年报显示其股东的关联贷款问题依旧突出。宁波市商业银行对其股东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宁波三星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授信余额占资本净额的比率都超过了10%,对全部关联方的授信余额也超过商业银行资本净额的50%(表7)。

  对此,宁波商业银行的解释是“上述关联企业均为2004年12月底增资扩股的股东,其关联交易比例的压缩需有适当的过渡期,在2005年底调整到规定的授信比例之内。”

  关键的问题是,此种多元化的股权是否还会以共同控制的面目出现制造关联贷款?浙江模式的本土化特征是否鲜明,是否可以复制?如果可以,多少数量的民营资本可以形成制衡关系?

  目前做出结论为时尚早,但可以观测的事实是,浙江充沛的民间信贷资金培植起来的金融土壤,浙江相对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以及与其他民营企业急于进入金融业的冲动相比,浙江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更为慎重。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浙江模式成功的背景。

  民营股东与政府股东的博弈

  民营资本入股城市商业银行似乎还常常面临一种尴尬境地,要么控制董事会不受约束的将城市商业银行变成提款机,要么则只拿分红不得说话,游走在两个极端之间。这种极端的走向反映出民资参股城市商业银行的约束和激励机制的平衡机制尚在探索之中,各方主体都在控制与反控制中寻求利益的平衡。

  发生在贵阳市商业银行和济南市商业银行民营股东身上的事情从某种程度上证实了外部治理的重要性。

  贵阳市商业银行虽然在2001年完成了民营参股的工作,贵州神奇集团、西洋肥业等几家有民营资本背景的企业分别持有近10%的股份,但现有董事会6名成员中,没有一名民营股东的代表。

  从2002年到2004年4月,作为济南市商业银行的第一大股东,力诺集团在董事会中依然没有其一兵一卒(图10)。尽管彼时当地财政所占的股份在第二次增资扩股中被稀释到2.5%,但依然沿用过去的董事会,多数成员都与当地政府有密切的关系。

  对照温州市商业银行与济南市商业银行2004年初的股权结构,从财政持股份额和第一大股东的身份来看,济南市商业银行的民营化程度更高,但与此不符的却是董事会的实际控制权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始终握在地方政府手中,出现了大股东进不了董事会的怪异现象,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多元化股权或许能够控制关联贷款,往往却难以控制地方政府的越俎代庖行为。而在西安市商业银行引进外资以后,也出现了董事会改选时增补外资席位,占比更多的民营资本却无法进入董事会的情况。

  2004年5月,济南市商业银行的情况发生了改观,董事会改选拉开了权力交接的序幕,力诺集团、道勤理财等股东派出的董事都已然出现在了第三届银行董事会的名单上。2005年初银行又增补了CBA和山东建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从股权结构的变更体现到公司治理层面,这一时滞有两年之久。

  无论民营资本参股的意图究竟何在,其作为股东的权利应该得到承认。通过各种牵制力量将其对城市商业银行的影响力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这才是解决关联贷款、高分红等一系列问题的根本之道。

  附文

  关联贷款阴影

  亚洲开发银行对亚洲各国银行业的研究发现,民营银行最大的问题就是股东关联贷款。2004年,中国银监会针对日益突出的关联贷款问题,出台了《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办法》就关联交易的认定、审核以及禁止关联交易类型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中国银监会还特别规定今后凡是新参股城市商业银行的企业应当书面承诺不从银行谋求股东权益以外的任何利益,各银行应制定严格的关联交易控制制度和办法,已经发生的关联交易要限期处置,造成损失的要通过法律途径予以弥补。

  然而,民营股东关联交易运作手法之隐蔽往往超出了监管层可以监控的范围。民营股东常规的做法是通过直接控制、间接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取得话语权。其中,所谓间接控制就是民营企业通过其下属企业或关联企业入股城商行,最终实现对银行的控制权。共同控制是指几家企业结成联盟,形成一致行动人,共同参股城商行,并在银行的经营活动中以“一致行动”形成事实上对城商行的控制。重大影响则是指民营企业参股银行后并未取得对银行的人事、财务和经营决策权,但能通过在银行董事会或经营决策机构中派出人员等方式参与决策,并产生重大影响。

  以上四种方式中,间接控制和共同控制往往更具有隐蔽性,难以辨识。在取得对银行的控制权或重大影响权之后,参股的民营企业轻而易举可以从银行获取资金,并且手法多种多样。如果说,相关法规对关联贷款的认定尚能覆盖和约束上述手法,那么面对层出不穷、日益隐秘的关联贷款手法的创新,法规还不具备“火眼金睛”的威力。

  德隆迂回渗入昆明市商业银行就是一个典型。德隆大手笔进入城市商业银行集中在2001到2002年,其时国内城市商业银行正经历经营危机,地方政府迫切希望通过股权多元化方式引入体外资金充实资本金。在实际的操作中,这些被德隆事实上控制的城市商业银行,也在事实上成为了德隆整个资金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成为了德隆内部的“资金调动中心”的一个从属。

  以德隆频繁操作的“委托持股版本”为例:德隆委托某企业代为持有某金融机构的股权,假设为1亿元,德隆通常同时为该企业从事1亿元的委托理财,并承诺百分之十几的保底高额投资回报。如果企业仍不放心,德隆还会请出另一家看上去和德隆并无关联的外地金融机构作担保。在这样的“战略合作”加“综合性金融服务”下,企业乐意代为德隆持有金融机构的股权。于是德隆同时获得了金融机构的实际控制权和企业的委托理财资金,使得“收购成本”降到最低。

  从进入对象来说,为了降低控制成本和进入的难度,这些民营企业往往选择资产规模较小的城市商业银行进行操作,从而可以用较少的资金量获取更大的话语权。应当承认,在不合理的内外部治理结构下,单单从认定关联贷款本身出发,是很难应对关联贷款的。面对令监管层头疼的花样翻新的关联贷款,最稳妥的做法就是让民营企业已从监管当局的投资者名单上消失,事实似乎正是如此。

  配文

  城市商业银行四大难题

  不良贷款率居各类银行之首

  城市商业银行总体资产质量较差,在实际上也加剧了资本金的不足。按五级分类口径,截至2005年上半年,全行业不良贷款余额1038.9亿元,不良贷款率10.43%,已经成为各类银行之首(表8),资产质量问题仍然是制约城市商业银行发展的主要障碍。

  事实上,城市商业银行由于在成立之初承接了大量城市信用社在不规范经营时期所形成的不良资产,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其平均不良贷款率徘徊在30%左右,最高时达到34.32%。最近两年来城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仍在持续下降,由2003年6月的16.53%下降至2003年末的12.85%再到2004年末的11.7%。

  地方政府的介入和商业银行增资扩股进程的加快是去年以来城商行不良资产率下降的主要力量。如沈阳城市商业银行采用债务重组、资产置换、增贷激活、委托续建等方式处置不良资产,从2001年到2003年末,累计处置不良资产21亿元,使不良贷款率下降了42个百分点,到2004年末,不良贷款率仍高达35.6%。该行计划下一步通过地方政府支持、增资扩股溢价等形式将不良贷款率下降到12.8%。

  分析表明,城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布的结构型特征显著,以2003年数据为例,37%的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集中在5-15%,30%的城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集中在15-30%。如果以2003年末城市商业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14.45%为分界线,在这一水平之上和之下的银行各占一半。有些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持续下降并已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如上海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从2002年8.75%稳步下降到2005年上半年的4.88%。宁波市城市商业银行2004的不良资产率仅为1.08%,比同期股份制商业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低3.86个百分点。

  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区域分布也很明显,四川、湖北、东北三省都是不良资产率偏高的地区,根据抽查2003年四川省城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样本平均值为20.09%,高于全国水平近7个百分点,湖北的情况似乎更为严重,2003年其不良贷款率样本平均值为24.6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一倍。

  值得关注的是,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处置和消化的难度正在加大

  截至2005年上半年的1038.9亿元不良贷款中,绝大多数为两呆类贷款,呈现出明显的高风险特征。作为全国城市商业银行的龙头老大,上海银行行长傅建华对此忧心忡忡。他说,经过多年的清收,城市商业银行累积的不良贷款已经经过多次压缩和转化,处置难度极大,基本需要核销才能够进行处置。而核销掉不良资产之后,就至少需要等额的资本金进入补充。事实上,在处置历史不良资产的同时还会新增不良资产。因此,最后需要补充的资本金,就远不止现在的不良资产数量。

  拨备严重不足

  发展极不平衡,呈现明显的地区性差异,特别是极少数风险严重的城市商业银行,已经面临无法持续经营的困境。

  2004年末城市商业银行总体拨备只有156.8亿元,拨备覆盖率只有14.78%。中国银监会要求,从2005年6月起到2008年底,绝大多数城市商业银行要逐年补足各项准备。

  以年平均利润和不良贷款率为例,2003年浙江省城市商业银行的平均利润约为2.15亿元,而湖北和四川城市商业银行的平均利润仅为1855万和1155万;2003年浙江省城市商业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只有4.76%,而湖北和四川两省的城市商业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则高达24.68%和20.09%。

  盈利模式单一

  资金往往过分集中在所在城市的特定行业、产业和项目上,造成贷款的行业集中度、客户集中度偏高,带来风险隐患。根据银监会2003年的有关统计,如果把那些净资本为负值的城市商业银行剔除,所有城市商业银行的单一客户贷款率均大于10%,大多数银行的十大客户贷款率指标在200%以上,相当一部分城市商业银行的单一客户贷款率在100%以上。个别银行的情况正在好转,上海银行2004年实现了单一客户贷款率和十大客户贷款率的双降,分别达到了5.82%和49.39%。但风险的过分集中仍然困扰着大部分城市商业银行。即使是经营业绩较好的宁波市商业银行,2004年最大的单一贷款客户率仍比10%高出3.52个百分点,最大10家客户贷款率也高达83.66%。■

 

  配文

  外资将城商行当成进军中国金融市场的据点

  对陷于“资金饥渴症”的城市商业银行来说,外资机构并不是“解放军”。许多外资机构看中城市商业银行,主要是可以通过城市商业银行来了解当地的市场和当地的银行业务。因为城市商业银行的天然优势是本地化,对本地的情况最了解,占有信息和人脉优势,而且客户忠诚度也较高。因此除少数意在转手倒卖之外,大部分外资机构是以城市商业银行作为自己进军中国金融市场的据点。

  截至目前,正在秘而不宣引入外资的城市商业银行,至少还有石家庄商业银行等七八家之多,而包括法国巴黎银行、德国金融开发集团、新西兰银行集团、新加坡华侨银行等,都在城市商业银行中“选秀”。相信在上上下下的一致欢迎之下,城市商业银行的中外姻缘肯定会越来越多。

  目前已引入外资股东的城市商业银行已有7家(表9)。按照吸引外部资本特别是外资金融机构入股的吸引力,可以对现有的城市商业银行做一个简单粗略的划分:(1)发达地区中心城市的商业银行;(2)发达地区二线城市和欠发达地区中心城市商业银行,如西安市商业银行;(3)普通二线城市商业银行。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这三类城市商业银行都成功的吸引到了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但其中的难度、条件、介入的深度上却存在着非常巨大的差异,合作过程中磨合的难度也非常不一致。

  对于经济发达地区中心城市的城商行来说,受到外国投资者的青睐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此,这些城市商业银行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考虑如何引进投资者,而是考虑引进什么样的投资者,如何在趋之若骛的外来投资者中,选择那些合适的投资人,为银行持续改善经营管理水平提供契机。

  而且看中这类城市商业银行的外资机构一般是为了以其作为进军中国市场的据点,一般都有在中国整体金融布局的考量,更注重于深度介入银行的管理,能在管理和产品方面对银行发展产生影响等因素。例如,在参股济南市商业银行后,澳洲联邦银行入股杭州市商业银行的谈判时间仅花了短短的三个月,在没有进行国际审计的情况下就以溢价方式进入。因为澳洲联邦银行已与中国公司联合组建保险及基金管理公司,入股济南市和杭州市商业银行显然有助于其保险和基金产品的销售。

  从市场战略的角度看,澳洲联邦银行入股杭州市城市商业银行,实际上将棋子布入中国最富有活力、外贸活动最为活跃的长三角地区。能够容忍不进行国际审计就溢价进入的风险,很大程度取决于杭州市商业银行未来可能对其带来巨大增长潜力的贸易融资等综合业务收益的考虑。

  对于中国庞大的养老金市场,荷兰ING集团从来都表示出浓厚的兴趣,而参股北京银行,将对其进军养老金这个重点市场有莫大的帮助。凭借参股而得以利用北京银行的公司客户网络,荷兰ING集团在中国推出的保险和资产管理产品就有了分销渠道。荷兰ING集团主席陶曼特曾坦言,这是他们选择北京银行作为参股对象的部分考虑和目的。而且北京银行一直代理着北京市的医疗保险业务,还成功争取到了第一批市属139家预算单位中的93家的办理业务,并竞标获得海淀区、西城区、崇文区、石景山区财政业务代理资格,独家中标北京市属市管高等院校国家助学贷款项目。由于这些业务具有特殊的地理属性,荷兰ING集团不通过北京银行几乎不可能取得这些业务。

  除了在独特领域深入拓展外,外资参股城市商业银行还意在以此进军中国更加广大的市场。无论上海银行、北京银行、南京商业银行、济南商业银行、西安商业银行,外资参股时都早已具备了跨区经营的基本条件―资本金总额超过10亿元。因此,外资在这些城市商业银行规模尚小时介入,不啻是用最低的成本撬动了尽可能大的中国金融市场。

  选择第二类城市商业银行的外资机构往往是看到中国银行业垄断情形下的巨大溢价,希望通过投资取得回报。

  与第一类银行的投资者相比,第二类银行的投资者往往在价格、认购条件等方面显得锱铢必较,同时一定会在谈判时就将退出条件谈好。同时,第二类银行的投资者往往希望控股城市商业银行,通过自己的运作和经营,在达到一定水平后转手卖出,从而实现获利。

  西安市商业银行引入外资的过程给了我们一些启示。西安商业银行是西部地区第一家获得外资参股的商业银行。从第一次接触到外方首批资金到位,谈判历时四年有余,拉锯战贯穿始终,从认购价格、期限到适用法律等等,寸土必争。而且合资采取的是一种“渐进式入股”安排。

  按照入股协议,外资在首次入股后四年内可将认购比例提高到24.9%(其中丰业银行持股12.5%,IFC持股12.4%)―这也是外资银行入股的上限。但外方对何时行使认购权有充分的选择权,且认购价格为每股1元:直到西安商业银行按照国际会计准则审计的每股净资产达到1元时,外方才必须认购。同时,认购协议被普遍认为对外资过于有利。比如,外方可以暂缓和取消认购,这样外方转让股份时,西安商业银行可能被强制回购股份;外方可随时要求以货币形式兑现股份;外方对商行发行股票、重组、合并、资产购并或出售等行为有否决权;如违反分红、反稀释条款等,外方有转让选择权等。

  对于普通二线城市的城商行来说,引入世界著名的外资金融机构是个美好但却遥远的梦想。虽然南充商业银行成功引入了德国投资与开发有限公司(DEG)和德国储蓄银行国际发展基金(SIDT),但它并不具有典型的推广意义。DEG对南充市商业银行进行了三年断断续续的考察,期间也同时考察了很多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商业银行,但都因为谈判条件比较复杂,难以在短时间内达成共识而搁浅,其最终相中南充商业银行在某种意义上有次优选择的味道,而且外方高管也一再声明下一步的参股目标是大银行,也部分印证了他们的真实想法。就目前情况来看,对于二线城市的城商行,从引进民营资本着手、练好内功是一条正确有效的道路。

  巴曙松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

 

  引资:地方政府“欲迎还拒”

  在城市商业银行利益格局中,地方政府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城商行的改革必然涉及到地方政府利益的重新调整。地方政府一般是当地城商行的最大股东,城商行的贷款决策大多与地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发展也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持。究竟是求其所在,还是求其所有,成为考验地方政府对于城市商业银行去留态度的一个试金石,而无论外资还是民资的进入,作为这场并不势均力敌的博弈中游戏规则的确定者和主导者,地方政府的心态至关重要。

   城市商业银行起步之初的发展战略,现在回想起来很是耐人寻味―保支付、防挤兑、稳过渡。目前,这一战略已经迅速转变为“规范管理、稳健经营、加快发展”。目前,监管层对城市商业银行重组和改造的思路日渐清晰。

  作为城市商业银行的大股东,地方政府对城市商业银行的情感显然颇为微妙复杂。200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城市商业银行课题组的调查显示,各地方政府在城商行的平均直接持股比例是24.2%,城市商业银行有很大的一块金融资源被用于为地方融资。而且由于四大国有银行在中国基层的撤并和调整、贷款权限的上收等使得地方金融出现空洞化,曾被地方政府视为包袱的城市商业银行而今已成为地方政府获取金融支持的重要渠道之一。

  然而,银监会发出资本充足率8%的限定和消灭差银行的坚决态度,加之有汕头商业银行的教训在前,使地方政府认识到继续掌控这块金融资源的前提是维护其生存。2004年地方政府为化解城市商业银行风险投入资金233.64亿元,帮助处于高风险状态的城市商业银行初步摆脱了困难局面。

  但是,城商行改革面临的巨大资金缺口并非地方政府能够完全独立解决。监管层和众多地方政府的分歧由此而生:无论是引入战略投资者还是联合并购,地方政府的既得利益都将无以维持,而要廓清地方政府与城商行间纷繁的关系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为引资先“注资”

  一些地方的政府已经初尝城市商业银行风险的苦果,日益认识到,与其抱残守缺维持控制一个具有内在治理缺陷的城市商业银行而承担其可能的风险,还不如引入专业投资者,只要在地方政府的领地上,就能够为地方经济提供服务。我们看到,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帮助城市商业银行顺利引入外资股东,而对其进行了资产置换、注资等。

  2005年9月初,澳洲联邦银行以6.25亿元购得杭州商业银行19.9%的股权的交易获得银监会的正式批准。同属浙江的宁波商业银行目前基本选定新加坡华侨银行为合作对象,而外资是温州市商业银行增资扩股的首选对象。

  在浙江的城市商业银行相继被外资相中的背后,是地方政府先行的“出血”。温州市政府在温州商业银行的增资扩股过程中,政府股本减持了6000万股,但政府并没有将这6000万元收回,而是全部用于冲抵温州商业银行过去形成的不良资产。为了降低杭州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杭州市政府也用账面价值18亿元的杭州市排水总公司置换掉了杭州商业银行过去的等额不良资产。

  来自中国银监会的统计进一步显示,截至2004年末,各级地方政府及股东为处置城市商业银行历史遗留包袱、解决不良资产问题,累计弥补城市商业银行财务亏损51.42亿元,累计剥离不良资产71.73亿元,累计置换不良资产235.12亿元,投入的资产总额达358.27亿元。其中,2004年弥补财务亏损19.86亿元,剥离不良资产50.07亿元,置换不良资产163.71亿元,投入资产总额为233.64亿元。即2004年一年投入处置历史形成风险的财力,占10年间总处置量的65.21%(图1)。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说,各级地方政府十年内360亿元的大力投入,使近30家处于高风险状态的城市商业银行初步摆脱了困难局面。

  除此之外,有些地方政府还通过自降身价去求得外资青睐。2005年3月25日,荷兰ING集团和国际金融公司以20多亿元的巨资入股北京银行。其中,荷兰ING集团出资17.8亿元,占北京银行股权的比例为19.9%,国际金融公司参股比例为5%。在荷兰ING集团和国际金融公司盛装登场前的2004年年末,北京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资产比例分别为8.36%和4.8%。尽管如此,荷兰ING集团每股的受让价格仍仅约1.79元,比北京银行2004年底每股2.1元的净资产折价14.76%。而荷兰ING集团取得的股权,主要就是原第一大股东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出让的部分,后者的股权比例最终将稀释到14%。

  北京市政府自降身价的根本原因,可能还是北京银行的质量问题。最早和北京银行洽谈合资的不是荷兰ING集团,而是德意志银行,且其一度和北京银行就参股事宜敲定了每股的价格,它的出价与荷兰ING集团相差无几。而德意志银行临阵退却,主要就是其高层对北京银行资产质量的担忧,因很难对北京银行的历史问题做出准确的估测。从这个角度而言,北京市政府或许并没有真正的“出血”。

  其实,地方政府为城市商业银行引资所做的这些努力,某种程度上只不过是对过去“掠夺”的一种返利而已。

  难以放弃对本地金融资源的支配权

  如果城商行能够源源不断提供金融资源的支持、地方政府又可以不承担后果的话,估计没有哪个地方政府愿意主动放弃对于城市商业银行的控制。在地方政府的资产置换、注资等一系列姿态背后,隐藏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决不会轻易地将城市商业银行拱手相让、放弃对本地金融资源支配权的真实意图。

  从统计分析看,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有着明显的区域特征: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本身能够调动更多的金融资源以及相对而言合理的政府职能定位,使其能够具备允许城市商业银行脱离其掌控的心胸,例如北京银行、上海银行引资后,政府已经交出了第一大股东的位置,这些地区的城市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相对较佳,盈利能力较强,为战略投资者所钟情。而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承担的振兴地方经济的行政责任使其很难超脱,对城市商业银行金融资源掌控的内在动力要大得多,这往往使这些地方的城市商行错过改革的良机。

  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的这种关系可从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与人均财政收入的关系看出:通过以地方人均财政收入为自变量进行的回归表明,城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与人均财政收入高度负相关(图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国内私有股东(包括私有非金融企业和个人投资者)对城市商业银行的平均持股比重为23.7%,而国有资本(包括地方政府)的持股比例则近76%。

  地方政府的相对控股地位使得城市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不合理,这又进一步导致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缺陷。在实际运作中,由于占控股地位的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的所有人实际缺位,委托代理关系不明确,因此各城市商业银行实际被控制在少数政府资本代理人手中,董事会(或理事会)、监事会等难以对银行代理人形成有效的监督。

  更重要的是,这种股权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银行管理层的激励机制,因为这必然导致银行管理者以行政级别的提拔、而不是经营绩效作为主要经营目标,必然导致让地方政府满意成为事实上的首要经营目标;同时,股权过于集中于一个或几个大股东之手,容易发生几个大股东联合起来损害小股东利益,引发关联贷款和利益输送等“内部人控制”问题。■